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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书还好吗

2019-12-22 17:17

本报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湖北省学术着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湖北民间文书》日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6月4日,该书发布会暨民间文献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座谈会在武汉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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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间文书》系统整理、收录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湖北境内反映基层社会经济生活的民间文书共计四千余件,时间跨度近三百年。收录文书的种类包括契据、清丈弓口单、归户图册、置产簿、田赋税单、承粮户折、户牌、会票、账簿、算名单、乡规民约等,内容涉及土地买卖、房屋基地买卖、土地及房产质当、土地租佃、水利灌溉、赋税与徭役征发、商贸往来、公私借贷、家庭财产继承分割等,本书将这些文书准确定名、归户,精心编排后原件影印予以展现。

课题组正在清点吴绍进所藏民间文书

《湖北民间文书》主编张建民教授长期致力于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他说,“二十年前,我们开始在湖北省内搜集民间文书,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大的收获”。张建民介绍说,他领导的团队以及同行已围绕这批文书开展研究,他们还将继续搜集、整理湖北境内的非传统文献,出版族谱、碑刻等专辑。

课题组将金华市档案馆藏两张文书残页成功缀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近代以来,湖北省区内社会变动至为剧烈,能够收集到如此多的民间文书,弥足珍贵。《湖北民间文书》的出版,对于长江中游或者说中部中国、两湖地区的社会经济历史研究意义重大。”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说。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则指出,近年来,地方民间文书的发现和出版颇多,形成了一个高潮,但大都出现在边缘地区,中部地区目前还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文书整理面世,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一个空白。“我们过去常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缺乏契约精神,但现在发现的民间文书中,契约占了很大比例,对其进行研究,也许将修正中国古代缺乏契约精神的说法。”他说。

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64岁的吴绍进听老辈人讲过一些。如果不是侄子吴宗辉问起来,他不会想到,在老屋阁楼上竹篾箱里装着的那些破破烂烂的纸片,竟与他的家族紧密相关。

发布会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史学会、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陈锋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广州、厦门、武汉等地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出席。

吴宗辉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学校的契约文书博物馆收藏的10万多件文书,他翻过不少。那些文书,多源自乡间农户。2017年暑假,回到老家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大伯把一沓沓文书摊在他面前,吴宗辉此时才知道,家里不仅有百余件旧文书,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00年。多年来,这些记录了家族诸多重大事件的契约、账簿、字据,用旧报纸随意包裹着,放置在少人问津的角落,纸张已经脆化,水浸、虫蛀的痕迹触目皆是。

大富豪棋牌平台下载,在庆元、在丽水、在浙江,在千千万万农户的阁楼上,还藏着多少这样的文书?它们的境遇如何?返校后,吴宗辉与余承霖、石靖菁、周思敏等同学自发成立了“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近两年来,课题组成员分头行动,奔赴浙江各地的多个村落展开田野调查。

下乡:走近历史

俗话说:“口说无凭,立字为证”。自古以来,无论是买卖租赁、分家继承,还是雇佣赋役、纠纷诉讼,文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些年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就不乏记录契约的铭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更是展示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不过,或许是因为文书实在太常见了,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课题组的第一次调查,就到了吴绍进家。

“这个东西,平常谁会去特地看啊?要不是宗辉发现,我都不知道这个有用。”面对周思敏的提问,吴绍进直言不讳。

经过清点,吴家所藏文书共计114件。年代最早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的一件田契,文书约定:范义舜将自家田产“卖与本家礼行叔”。而写在一张红纸上的招赘文书,则记录了1946年这个家族的又一件大事:范延周年岁已高,无力耕种,“左思右想,朝夕不安”,决定将女儿“配与西垟村吴达德为妻”,“生下男儿,长子继入范家为嗣”,“二、三子继入吴家为嗣”。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吴家收藏的文书大多与范氏有关。

在金华、衢州、绍兴等地,课题组也找到了多个藏有文书的农户。生活在金华市婺城区的曹大伯,虽然没上过学,识字不多,但听朋友说古旧字画很值钱,就赶在老房子拆迁前,到里面好好搜寻了一番。没找到字画,却在酒窖里找到了200多件文书,装文书的木箱已经霉烂了,纸张也潮乎乎的。

“原来是一包一包地包起来的,有的三五张,有的七八张,外面再有个纸套子一样的东西套住,看不见里面长什么样。”按照那位朋友的指点,曹大伯把盖着红色印章的文书挑选出来,因为有了官印就更值钱,他又买来毛笔、糨糊,把破损的文书按自己的想法修补了一番。

“您考虑过您的修补对文书会有什么伤害吗?”调查时,余承霖这样问。

“这个我们不懂的,没那么娇气的吧,我看都好好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是卖出去了。”曹大伯这样答。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与古村落、古民居相生相伴的民间文书正面临着湮散的危险。”课题组指导教师李义敏说,很多民间文书的持有者对其价值不甚了解,文书大多随意存放在阁楼上,在旧房改造、拆迁的过程中,随时有被损毁、丢弃的可能,有的被零散售卖,抢救性的科学搜集、保护和整理刻不容缓。

访店:深入现实

几年前,一个商贩有意把曹大伯的文书全部买走。曹大伯又咨询了那位朋友。朋友劝他,不能被那么一点钱吓住,不妨先卖出去几件,等行内人都知道了他家有好东西,就会引发竞争,到那时,不愁卖不上好价钱。于是,曹大伯把家藏的文书拆分开,陆陆续续卖给了几个商贩。到课题组入户调查时,原来的239件文书,只剩下了43件。

古玩商贩间的竞争,确实存在。除了走家串户“跑地皮”的小贩,还有开古玩店的老板。随着民间文书研究兴起,不少高校、科研机构、个人都在购买民间文书,而把农户与买家联系到一起的,正是那些古玩商贩。通过对古玩商贩的走访,课题组发现了不少问题。

丽水市松阳县有一家古玩店,店主经手的文书不下万件,大部分收购自“跑地皮”的小贩。

“小贩为辨别文书的类型和品相,往往会将农户收藏的民间文书拆包。店主在出售过程中,为追求利润,会对文书进行二次拆分:先抽取珍稀品种,以高价售出,再将剩余的文书进行分类,根据不同购买者的要求按类出售。”这是石靖菁在调查中的发现。

“说实话,不分开的话,赚不了什么钱。”店主有他的难处,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不得不把销路好、价格高的文书拣选出来优先出售。

丽水市的另一位古玩店老板是收集客家契约文书的大户。因为散放的文书不容易查找、翻阅,他就按自己的方法对不同来源的文书进行分类,再将相同类别的文书粘贴在一个长卷之上,有的卷子长达65米。为了熨平那些保存不善的文书,他还专门购置了一个装裱专用的电熨斗。

商贩们之所以拆分文书,还有源自买方的需求:财税博物馆只对与财税相关的文书有兴趣,科举博物馆只专注科举文献,研究法律史的学者只搜集诉讼文书……

各地的情况一条条汇集起来,课题组的成员们不免忧虑:由赋役、买卖、诉讼、婚姻等各种元素构成的社会生活,才称得上是完整的社会生活。民间文书如今收藏在哪家哪户,自有其历史渊源,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拆分,都会导致“骨肉分离”——文书失去了原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系统性和完整性一旦被破坏,就再难复原。而不恰当的装裱,既破坏了民间文书原来的保存生态,又让原本脆弱的纸张经受高温熨烫之苦,寿命将受到极大影响。

整理实践:探路未来

不仅浙江有民间文书,近些年,在安徽、福建、贵州、四川、河北等地,都涌现了大量民间文书。民间文书搜集的速度如此之快,保护、整理能跟得上吗?

从农户到商贩,再到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机构,课题组追随着文书流动的足迹,步步深入。他们不仅协助浙江师范大学搜集了万余件民间文书,还协助金华市档案馆、兰溪县档案馆等单位对千余册民间文书进行编目、整理。

在协助金华市档案馆修复馆藏文书时,余承霖发现,有两页残损的文书,虽然一页在“坊下庄”册,另一页在“坊上庄”册,但将这两个残页拼接到一起,不仅残损的边缘可以契合,而且文字内容也对得上。

“经过老师的指导,我们认定,二者本属一页,应该拼合到一起。”余承霖说,在调研、实践过程中,除了实地了解民间文书“生存”的状况,他们也尽力将那些已被分裂、打散的民间文书进行系统整合。

习惯于把文书装裱成长卷的那位古玩店老板,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与清代嘉庆年间一起诉讼案有关的63件文书,经他装裱成9米长卷后,出现多处错乱。课题组成员合力研读,根据整个案件的发展逻辑对文书进行了重新编排,使之脉络清晰。

“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继秦汉简帛、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之后的又一个文化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认为,“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从多方面调查民间文书搜集与保护的现状,发现民间文书在保存、流通、收藏、保护、整理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为民间文书的搜集与保护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

有人问:那些老人都不在了,留着这些文书还有什么用?有学者答:人虽然不在了,但是文书还在,我们可以从文书中认识历史,认识生活,认识他们,认识我们自己。这群年轻的学子秉承着的,正是这样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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